10月25日至27日，“第三届红山文化前沿论坛——古国文明”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历史学部主办，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校、博物馆等单位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副主任兼历史学院院长王铁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主旨发言环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介绍了牛河梁第一地点试掘的“上庙”情况，发现了相当于真人三倍的大耳及建筑构件，规格高于女神庙（下庙）所出的同类遗物，应该是主庙。从上庙到下庙，可以看出是由北到南的中轴线布局，并延伸到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祭坛。对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所具有的都邑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同时提到，喀左东山嘴遗址的祭坛在北京天坛的展出中被视为天坛的源头，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

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星德就红山文化积石冢的考古学观察进行讲述，围绕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观形制、年代序列展开介绍，以积石冢分类为视角探寻红山古国的社会运行机制，并指出积石冢的形制可能受地域性传统差异影响，部分地区的积石冢形制也许反应了其与古国统治范围之间的关联；而共时积石冢的方圆形的交替性则是红山社会人群组织原则的反应，可能是红山社会组织存在二元结构的反映；仅有这种情况出现的牛河梁遗址可能是其红山古国政治中心的体现。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爱冰就江淮之间古国时代的文化变迁进行讲述，介绍了“江淮之间史前考古学文化系统”，并提出在这一地区存在两次文化变迁。“第一次文化变迁”——以筒形器和彩陶为例，彩陶的发现对于研究远古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分析社会文化变迁方面。“第二次文化变迁”——以空心玉饰为例，在这一时期红山文化存在巫具，配套的玉器巫具体现了巫王一体的思想，而凌家滩文化也存在类似的器物，两者之间或许有一些联系。最后引出有关古国之间文明讨论，强调了古国时代与王国时期文化变迁的特点，特别是江淮地区的文化发展和器物变迁，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传播与联系。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就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直根系的体现展开发言，共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从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华文化总根系的论述引起，指出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古文化，通过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中华文化总根系，红山文化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最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最典型的遗存是坛、庙、冢、玉器、陶器等。红山文化的这些典型遗存，经过发展、演变，其遗存形制的物化表现至今存在，其精神内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体现，这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以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党郁就内蒙古敖汉族元宝山积石冢考古发掘进行报告，围绕遗址与发掘概况、遗迹与遗物、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四大方面展开介绍，提出了对于元宝山积石冢的初步认识，充分论证了元宝山积石墓的考古发掘对于内蒙古红山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作为内蒙古地区目前考古发掘最大的一座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元宝山积石冢是首次完整揭露南方北圆、坛家合一集墓葬与祭祀一体的红山文化晚期大型建筑遗址，其中出土的玉冠饰与凌家滩文化相似,展现了华东区史玉器材料，同时它也是前玉器文明的第一次深度交流，显示出河套地区的石城建筑、藏玉于墙的文化源流应与红山文化存在传承关系。这体现了元宝山积石冢的考古发掘对于内蒙古红山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深入理解红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

专题研讨分为三场，分别以考古新发现、红山古国、古国时代为主题。

考古新发现专题研讨阶段，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龚湛清以河北省北部红山文化考古工作概况与发展历程为题进行汇报，重点介绍了滦河流域、桑干河流域考古调查情况和平泉东山头遗址、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情况。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付永平就辽河干流（沈阳）地区红山文化遗址考古调查进行讲述，通过遗物特征比较分析，指出除本土因素影响外，该地区红山文化既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又受到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哈民忙哈文化类型的影响。辽宁大学郑钧夫就阜新地区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工作进行报告，本次调查很好地补充了阜新地区红山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认识，充分论证了阜新地区在红山文化及其辽河文明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怀石就辽宁朝阳地区红山文化考古调查收获进行分享，指出截至目前已在朝阳市大凌河、小凌河、老哈河、青龙河流域调查红山文化遗址600余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樊圣英介绍了就半拉山墓地的发掘情况，并提出半拉山墓地的结构和功能布局的重要意义：半拉山墓地体现出了红山文化晚期墓地已形成，“坛”“庙”“墓”三位一体的冢上墓地营建理念和祭祀礼仪制度二者的高度统一。

红山古国专题研讨阶段，吉林大学高云逸就沙锅屯遗址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通过类型学比较，探讨了该遗址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两类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着眼于中国北方地区考古材料，分析了组合式附加堆纹所表述的东西间文化交流。渤海大学王秀峰就锦州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现状展开讨论，介绍了红山文化在锦州地区的分布范围以及各遗址点采集到的典型遗物，并详细论述了锦州地区红山文化分布特征的四个表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从“红山文化日常生活遗存与祭祀礼仪遗存在考古发现的规模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祭祀礼仪活动的高效组织化特征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散、水平化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礼仪和秩序化特征的发展探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等三个方面进行讲述，认为祭祀礼仪活动遗存所显示的规范化、秩序化特征是红山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社会公共礼仪设施的修建则是社会的组织动员和认识、改造自然能力的体现。辽宁大学刘硕就红山古国如何诞生的问题进行讨论，从红山文化族群的复杂性、从显性符号或标志到龙崇拜与女神崇拜等信仰与宗教形式方面达成的文化认同、古国权力体系的创制三大方面进行论述。辽宁师范大学许瑞祺对牛河梁遗址各时段文化因素的源流进行探讨，认为自“女神庙”开始所建立起的上层积石冢时期，牛河梁地区完成了对红山文化的统合，使其成为红山文化中心。

古国时代专题研讨阶段，吉林大学任瑞波从玉器出发，对红山文明与凌家滩文明的差异性展开分析，就凌家滩文明和红山文明出土玉器、典型墓葬的差异进行论述。赤峰学院白满达就朝鲜半岛史前玉器与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围绕朝鲜半岛史前玉器研究、与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等几个大方面进行论述，充分论证了朝鲜半岛作为东北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的重大意义。山东大学姚帅基于反山、姜家山与卞家山遗址的陶器成分分析，对良渚古城墓葬的陶器生产展开分析和论述。安徽大学孟恬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彩绘葫芦瓶和花瓣纹彩陶与西阴文化葫芦瓶和彩陶的对比，认为凌家滩遗址彩绘陶葫芦瓶和花瓣纹彩陶罐均应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或直接来自中原仰韶文化。

贾笑冰在论坛总结中指出，本次论坛内容丰富、精彩，呈现出三个特点：对某一区域学术历程的梳理详细充分，无论是考古学文化研究还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对学术史的梳理能够找到新的研究思路和切入点；考古新发现意义重大，相关学者对新发现进行介绍时，不再是资料的堆叠，而是加上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思考，初步从静态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转向动态的社会史思考；跨地域、跨文化比较的研究，给予与会者很多启示。今后要扎实推进田野工作、强化和深化研究、加强研究理论的建构、强化阐释、强化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合作协作机制，更好推进红山文化研究和古国时代整体特征的把握。

与会学者还前往三家东北遗址、二布尺南遗址和辽宁大学喀左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基地进行实地考察，详细了解遗址的发掘情况、出土文物以及本年度发掘进度。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孟庆龄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