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东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年代上限超过万年之久，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以平底筒形罐为特点的文化区，与周邻的尖、圜底或三足器有别。其范围大体为：东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沿岸，北抵外兴安岭，西达大兴安岭，南面大体以燕山南麓、渤海、清川江为界。

牛河梁十六地点分布图

平底筒形罐文化区又可延伸称之为东北文化区，这一区域南部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地处东北、华北北方草原的前沿地带，文化尤为发达。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文化出现了以“石龙”为中心的大型聚落，使用精美的“玦 ”“匕”组合玉器，在陶器上堆塑“类龙纹”“蛇衔蛙”等图案，表明其已处于文明起步阶段；此后的赵宝沟文化在陶器上见有以“鸟”“鹿”“猪”等“神灵”做装饰的现象，反映出其宗教崇拜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公元前3000年左右，红山文化在中国诸传统文化区中最早显现了“文明的曙光”。以朝阳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大范围、高等级，“坛”“庙”“冢”有机组合物质表现形式及其内容，可与故宫、天坛、十三陵相比拟。而随葬品中的龟、蛇、蝉等各类仿生玉器以及龙形、勾云形、筒形、环形等符号性玉器既是沟通天地的象征物，又是“唯玉为礼”的标志，更是“以玉比德”这种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源头，故苏秉琦先生称红山文化为中华文化的“直根系”，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玉凤

那么，以东北为核心的广阔文化区形成年代如此之早，原因是什么？ 是否可以理解为区域文化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沃土？确立这样一个文化区基于考古所看到的现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因素。在末次冰期向全新世过渡的急剧升温过程中，又发生了一次快速降温变冷事件，称“新仙女木期”，距今1.25万年至1.15万年左右。目前在东北、华北所见最早的陶器都出现于这期间或之后，有学者认为因气候严酷，取食经济生活发生了转换，需要煮熟，为此才有了陶器这种新发明。在学术界还有一种假说，中国境内最早的陶器创造于长江以南，后传入日本列岛、俄罗斯滨海地区，经东北再回传到黄河流域。二是生业方式的共通性，以渔猎生活为主体，另有农业经济。三是族群与文化交流的广泛性，诸如其后红山文化的玉器主要源于辽东岫岩，有相当部分来自贝加尔地区。此外，人类体质也有其区域特点，被称为“古东北类型”。

 红山文化玉人

东北文化区很早形成，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延续至今。区域内文化也有差异，只是较周边要小。青铜时代以后，在这里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民族，多有传承关系，并与中原文化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清代，打破长城壁垒，公开宣称“满汉一家”，不能不说与这种文化基因也有关系。

查海遗址全景

据此，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被誉为“ 中华第一村”。 那么，提出“查海时代 ”“龙的传人 ”等概念，又基于怎样的背景呢？

既然东北文化区是中华文化发源的重要地区，将其中年代最早、最完整的村落称为中华第一村自然是恰当的。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最早命名的是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持续的时间达2000年之久，由若干不同文化类型组成。鉴于其流行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处于中国史前社会大发展时期 ，故衍生一个“ 仰韶时代 ”的名称，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前后这一阶段。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有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下启夏商周。

查海遗址龙形堆石

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5000年以前这一阶段，目前还没有一个阶段名称，赵宾福先生极力主张叫“查海时代”， 主要理由是：这一文化分布范围广，属中华文化直根系，地处辽河流域，可作为地域广泛性的代表，且查海是那个时期极少见、延续很长的完整聚落址，等等。我们觉得很有道理，应该具有这种文化多元一体的意识。

苏秉琦先生1987年发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指出：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都有自己的根、自己的标志，前者是玫瑰花，后者是龙或仅仅是龙鳞 。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与扩展，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迸发的“火花 ”导致了红山社会文化飞跃发展，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相结合的彩陶图案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该文先是被《新华文摘》转载，后又被选为198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阅读理解题。《光明日报》当时有专文说，之所以选择这篇考古文章作为高考题，原因在于它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阐述的逻辑性。当年，200多万莘莘学子同时对深远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思考。

查海遗址出土蛇衔蟾蜍、龙纹陶片

前面讲到了“唯玉为礼 ”观念的形成，“龙 ”意识的来源，“坛庙冢 ”古今相同的物质表象。下面，我更深层次地来解释一下红山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内在逻辑关系。中国现代“考古泰斗 ” 苏秉琦先生认为：对“天、地、君、亲、师 ” 的崇拜与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古人的“天、地”，具有超自然的属性，指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义力量 。 对“君”的崇拜，则反映着对社会秩序化即国泰民安的追求。“ 亲 ”是维系、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对“师”的崇拜，则是要求对文化、知识的尊重与继承。从文献记载看，“天地君亲师 ”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流行于西汉，明朝以来已成为民间广为流行的价值标准。个人认为，红山文化一些物质遗存的内涵可以从这一层面理解。我们现今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中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是国家的建设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 是对美好社会的描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谐、公正、诚信、友善等，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既然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引发了有关“文明 ”的讨论，那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曙光 ”这个概念呢？

红山文化墓藏

“文明”一词有若干含义，现今仍在强调文明，恰当的含义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崭新阶段。而当时有关文明的讨论，主要关乎是否出现了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并参照了古国文明的标准，包括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建筑、金属器等等，指的是与“蒙昧、野蛮”对应的“文明”。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塞维斯提出“游群-部落-酋邦-国家 ”这一人类社会演进的新进化论模式，并逐步研究完善。一般认为，在国家之前的酋邦，是一个由最高酋长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还没有出现武力压迫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机制，主要物质表现是：存在大型建筑物，存在高等级祭祀中心，存在特殊地位的人物等。酋邦社会形态差异很大，包括神权型、军事型和热带森林型等。据此，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社会处于酋邦阶段。

女神庙全景

我认为，从“文明 ”与“国家 ”的中文含义考虑，两者不一定要等同。红山文化晚期文化、社会发展显然跨越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界定为文明的范畴，要讨论的是这一文明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先导意义，故可界定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作者华玉冰系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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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辽宁文史》2024年第2期

作者 | 华玉冰

编辑 | 张恺新 杨思宇

审核 | 高威

文章来源：文史纵览 | 辽河流域考古与中华文明溯源